记本人成长中的悲剧暨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警示意义（多舛命运与凄婉爱情） ——致中国脑科专家以及关心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人们 本人柏杨，1982年1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赣马镇一个底层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文化程度极低的乡村农民。据长辈所说，我在出生七八天后，表现出垂死状态，被送到乡镇医院急诊，与我同姓的院长亲自挂帅，经过一夜抢救，转危为安。又据母亲所说，我整整吃了她三年的乳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三年哺乳，二十年辛苦供养，确实不易，尽管她自身某些方面的素质存在很严重的欠缺。） 1987年春天我读了一个学期的学前班后，于当年秋季经受了小学教师的简单考试后进入自己所在村的小学一年级入读，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成为班里成绩优秀的学生，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毕业。二年级下学期一次全镇数学比赛，我获得第一。四五年级时，小学数学名师王霞老师经常骑车带我到县城参加数学竞赛，由于缺乏专业的竞赛数学题的训练，全县比赛成绩一直不佳。但是，我存在一个问题，好像在二年级时，受一个有口吃的同学影响，我染上了说话不流畅这个毛病。我觉得自己应该属于那种天资聪慧的人，四五岁时村里人都夸我聪明，是“大学苗子”，我入小学前有一次农忙季节，大人们都在劳作，我在田间地头大大方方地高唱《金色的盾牌》等歌曲，记得当时就有人说“清华”。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我的二姑在扬州师院读大一，假期回来，戏称将来把小我三岁的表妹嫁给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立即反驳说“近亲不能结婚”，当时二姑都感到惊讶！口吃是受人嘲笑的，当时我已经有强烈的自尊心，在家庭、上学放学路上以及学校课堂里我经常陷入惴惴不安的心理恐惧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虽然如此，由于学习上态度认真（这一点，很多老师有口皆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92年我小学毕业，本来应该升入乡村联中读初中，但由于我奶奶的亲弟弟是乡镇中学的领导，二姑（这时她本科毕业，刚考上研究生）就把我送进了师资更好一些的乡镇中学——赣榆县赣马中学。在初中新班级里，我的入学成绩是第一名。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选任课代表，把我和一个叫王洁的女同学分别任命为数学和英语课代表，课代表每天送发作业要进出办公室，而进出办公室必须喊“报告”，而我喊这两个字费劲吃力，有心理障碍，我有时会“报、报告”，我的班主任就回应我“进、进来”，我内心里面形成了很大的阴影。而初一时语文老师宋世来为口头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以自己现身说法语重心长地教导我怎么样改正。我初一和初二时在学习上不是十分用功，经常跟同学、村里的伙伴混在一起瞎玩，学习上常处于应付状态，学习习惯并不好，但一方面我有根基、脑子不笨、也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另一方面努力认真学习的同学太少，所以我在初一初二两年里基本是全班前五名之列，除了口头表达有时受心理影响有障碍，脑子没有其他障碍。而班里第一名一直是女生王洁，她好像从初一起就立志考重点高中，上大学。当时心里面觉得她有点像我二姑（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无论是学业成就，还是人品，她与二姑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加上她长得还好，从初一下学期开始我对她心生某种好感，但直到1998年我一直没有任何表露，她不知道。我个子和年龄都小，她比我整整大一岁（她出生于1981年1月31日）。 （初三之前的假期，我摔得浑身多处受伤，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由于我个子小，客观上有难度。）升入初三，由于班里来了一批复读生，第一次考试我平生第一次列第十几名，父亲说了一句比较刺激人的话，我从此开始奋发努力，第二次考试列第七名，我成绩第一次超过了王洁（而且此后她的名次再也没有赶上我），第三次考试列第二名，第一名是一个本来应届成绩就不差、志在复读考重点高中的复读生，班主任在班上着力褒奖了我，我很兴奋很受鼓舞，当时内心自诩“过五关斩六将”，此后语数外理化政全部六门学科都达到了优秀水平，不是这一科得满分，就是另一科得满分，语文老师司晓峰在教到诸葛亮的《出师表》这一课时，课堂上喊学生站起来背诵，第一个点我，（叫我起来读我可能因为心理障碍读不出来，但叫我背，我背不出来同学不会觉得我口吃而嘲笑我）我抛开了恐惧感，一口气背诵，完毕，司老师说“只错了一句，请坐”，第二个点王洁，她好像背得很不好。王洁也许到现在还记得这一幕。这样到初三毕业考试（也称预考，非最后的中考），我考的分数与那个复读生相同，列最高分。然而，我父母都是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父亲是铁匠，脾气有时很暴躁，母亲不善理家，我从小到大，家里几乎一直处于脏、乱、吵的状态。我从小就不服父母的管教，比较任性，从小学到初中经常跟母亲大吵大闹，母亲对我又拧又打，我经常到奶奶家痛哭，我气恨母亲头脑中没有整齐干净的概念，而且经常高声大喊大叫，素质确实有大的欠缺。（我母亲六岁时，外公嫌弃外婆不爱干净整洁而离异，此后母亲跟她父亲和继母生活，一直没有好日子过，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这是她的优点。）我初三这一年，仍然跟母亲吵闹不断。这一切使我大脑经常受到刺激，感到烦躁苦闷，静不下心来。初三毕业考试之后，就是最终的升学考试。好像是两次考试之间这段时间我感到头脑有些异常，经常对诸如数学中的根号等感到疑惑，老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这样，莫名奇妙，经常一个人莫名其妙地没有明确目的地骑着自行车到乡村田野的某个地方，看到家中某个脏乱的东西感到难以忍受，且在头脑中挥之不去，越想摈弃那个脏东西就越在脑海中呈现，且影响到自己的记忆理解推理等思维能力。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过于用功用脑过度而走火入魔，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最后的中考到了。中考几天考试过程中，那个脏东西一直在自己头脑中影响到我全部知识和能力的发挥，且考试第一天，依然跟母亲争吵过。中考就这样过去了。当时是1995年夏天。 之后一些日子，那个脏东西依然挥之不去。我呆在家里一直也没去查看自己的中考成绩。突然有一天，当时的省重点高中赣榆县中副校长王其珊（到现在他早已是正校长）在我的远房舅舅县中名师贺步学的引领下亲自造访，意思就是希望我去县中读高中，而我的中考分数比县中的分数线差了几分，如果按正常规定，入学必须多交2500元钱，但是我的中考志愿又没有填报县中，县中可能觉得我年龄比正常年龄小两岁，而成绩又比较好，按照正常的惯例和逻辑，我到县中去读高中可以更好地挖掘潜力，我家里经济确实不好，县中也许怜惜我，经学校高层领导研究决定，免除2500元钱破格录取年仅13周岁的我为该校高一新生。此事在我家乡村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实际上我内心一直觉得那时我“一俊遮百丑”了，我一直有很多不良情况的。而那个王洁因为志愿没填报县中，虽然成绩也不错（只比我差几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县中，而留在本校读高中。那个预考成绩跟我并列最高的复读生最后中考成绩超出县中分数线20分而进入县中。 接到通知书后由于我要离家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住校，我面临一个十分严重而紧迫的问题。就是从1982年我出生到1995年之夏，我一直存在尿床问题，也不是每夜都发生，反正直到初三这一年，仍然发生过不少次，尤其是秋天冬天。祖父母和父母一直知道的，他们有时嘲笑责备，但都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知识水平所限吧。全家包括我这时都紧张害怕。我的二姑和婶婶（分别在南京和连云港市区正规事业单位从事文职工作）紧张求医问药，不久叔叔给我送来了很多草药，让我每天定时熬汤喝。草药很苦，但为了解决问题，入学后不出事丢人，我硬着头皮遵照嘱咐都喝了。当时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有时也想我之后头脑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受这些草药的刺激？高一前的这个暑假，我头脑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当时头脑中所想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总之属于失常状态，乱七八糟，对即将到来的重点高中生涯充满了自卑和恐惧，已经为高中阶段学业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或者说是奏响了高考的丧音。所谓“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995年县中高一开学如期而至。我打点行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迈入了集中了全县优秀学生的县中的校门，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全年级八个班，我被分在（6）班，班主任是也刚从赣马中学被调入县中的英语老师王成林。住校第一夜我真的一夜没敢睡，拂晓时分，我清楚地看到一个叫王延广的室友第一个起床，高一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1998年他考入南京大学。从第二夜起我每夜都入睡了，一直到2008年的今天我真的再也没发生过那个问题。各个学科都是很有实力和经验的老师。但是我的大脑比起初三和初三之前的状态发生了显著而致命的变化，虽然日常生活中最最基本的理智和意志一直没有丧失，外在言行上没有异常表现，但是在学习知识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头脑中总是产生某种障碍性意念严重阻碍自己的记忆理解推理等，越想摈弃这些意念，这些意念对自己思维的阻滞就越严重，在神经完全放松情况下阻力好像轻一些，但是学习任务是繁重的，同学大多是比较厉害的人，自己又觉得学校和老师盯着自己，神经怎么可能轻松下来？我经常中午下课后去吃饭，吃完饭尽快回教室看书，但是头脑有严重障碍，越想努力障碍越重，各科知识尤其是数理化科目难以学进去。 这些障碍总以某种思想为表现形式，比如最初好像依然是那个脏东西；之后有时“怀疑一切，教材上讲的可能是错的”，其实我也没什么根据说它是错的；有时又觉得用养成的坐姿看书会驼背是错误的，从而在看书时候思维发生阻力；之后又想“人为什么活着，吃饭、读书学习知识使名次上进是自私的，自私是不对的”，从而在吃饭读书学习时大脑中都会有障碍阻滞自己的记忆和思维，实际上就这个思想而言，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角度来看，是犯了把个人正当利益和自私混淆的错误，如果我想的是对的，推理下去，那么整个地球人类将退步到原始状态甚至灭亡，但我后来觉得可能是病症，如果不是病症，我可能就是自私而心安理得，所以我现在意识到当时并不是思想高低问题，本质上肯定是一种病；……而且种种障碍在自己头脑里面总是呈现一种抵制克服另一种的情况，所谓以毒攻毒吧，但头脑思维中总是会出现某一种针对当时所做的事情的障碍，可谓形影相随吧！一种思维障碍消失了，另一种总会冒出来，无休无止，可以说到2008年的今天我的头脑一直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症状！！！头脑中理智和意志等因素一直在和诸多障碍作斗争，久病成医，自己头脑也逐渐摸索和觉悟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一定的自我调节。 高一时，我自己头脑对自私等问题实在排解不了，就反反复复找班主任王成林老师谈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我存在很多年的口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治而愈了，因为笼罩自己头脑的这些思维障碍客观上抑制住了自己口头表达时的心理障碍，可能跟医学上的“以毒攻毒”异曲同工，客观上有利于口头表达能力的提升，这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面性。但高中时候受心理作用，课堂起来读书有时结巴，有时流利，不太稳定。）正常情况是，班主任反反复复找某个有问题的学生谈话，我当时作为学生正好反过来了。王成林对我算是比较关照了，对于自私问题，他从道理上给我做了一些解释说明，我找他的次数多了，工作并不轻松的他也难免会有不好的感觉，人之常情。其中有一次，我又去教师办公室找他谈话，当时好像高一8个班级的班主任都在，他们都注意到我，记得有人摸我头说“这个小孩很单纯”，有人也有其他议论，但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是不是某种疾病？由此可见，中国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医学方面的常识亟待加强和提高，我觉得脑科专家们完全可以根据我这个案例向国家教育部提出呼吁！当时二姑已经硕士毕业开始做大学教师了，专业是英语而非心理学方面，写信向她倾诉，她也难以理解，深有责怪批评之意，一再让我安心，姑夫受她委托，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跟我长篇大论自私、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等问题，当时确实没有人包括我自己意识到是一种疾病，应该与病魔作斗争，坚决予以调节和克服，不能放任病魔主宰自己的大脑。高一时我成绩很差，姑姑严厉批评，我说“心不从力”，她还以为我口误说反了，我觉得就是心不从力。我自己找心理卫生方面的书看，注意到书中介绍的强迫症，但并不确定自己究竟是不是强迫症，有很大的困惑。高一时，有一天跟同班另一个年龄比较小的韩同学一起上卫生间，碰到学校的一把手谢瑞璋校长，我叫了个“校长好”，他问了一句“哪个是赣马的？”这位韩同学（来自墩尚镇）也比较厉害，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竟然得了全年级第一名（98年高考好像考入南京审计学院）。也就是说两次大考的全年级第一都出自我所在的6班，而且我都比较熟悉，这种情况更加重了我精神上的压力，更加重了我的病症。当时在病症困扰下，数理化几乎一点都学不进去，几乎一点思路都没有，文科性科目记忆理解起来也很吃力，总体大脑能力连正常人水平都没有，怎么能承受得起入学时学校领导的垂青之恩？！课余在宿舍有一次与同学下象棋，当时我只了解最基本规则，对方简单手段我大脑一点反应和思路都没有，而那个韩同学当时下象棋在宿舍里耀武扬威，我对这个事情一直印象深刻。高一结束时的选科分班,我仔细分析权衡了自己的情况，觉得选学理科，绝对不可能成功,于是决定选文科。这一切已经违背了领导和老师的初衷。 从高二起我进入文科班学习，班主任正好是远房舅舅贺步学。（当时舅舅刚刚送走一届复习班，可能已经从王成林那里了解到一方面我脑子老是胡思乱想，成绩上不来，另一方面有年龄比较大个子比较高的同学以大欺小欺负我，于是向学校领导提出把我放在他自己班里，他亲自教导和照顾，高二高三两年也确实没发生过大同学恶意欺负我的事。）他经验丰富，有很强的教学和带班实力，也是英语教师。他对我确实比较关照，我说有心理障碍，他说要踏踏实实克服，他确实看到了我一直在想一些东西，找我谈了很多次，让我抛弃自卑，树立自信，避免思虑过多，“就不这样想”。客观地说，他的这些教导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显然也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没有意识到是某种病症。这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外在的言行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其实是有的，细心而且懂行的人能看出来，我从高中起也陷入了完美主义的心理泥潭不能自拔，有室友说我睡姿太过标准，一般人都是很随意的；另外就是我的思维就是“追求正确”，非心理学专业的人可能想不到是某种病症，心理学专家才能诊断出来。）；另一方面我自称有心理问题，而按照通常一般人逻辑，可能是“有心理问题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的人就没有心理问题了”，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能适用于某些情况，但不是所有情况；还有就是他对我这个个例没有深入的符合实际的了解和探究，可能根据某些表面情况和自己的经验来思考和对待我这个问题，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我高二高三两年成绩在班里也并不是十分差，一般在第15名到20名之间，他虽然费解我为什么初中成绩和高中差别这么大，但始终没有把我的问题理解为某种疾病！！！其实我脑子里一直没有摆脱“一种针对性障碍消失，另一种出现”这种不良情况，只是在各种复杂内外因调节和作用下，轻重缓急程度上一直有波动，与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相似，我大脑思维病症的波动也存在一个中轴线，这条线好像是“一种消失，另一种出现，其中有一定的过程，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我自己的理智和意志有一定的自我调节”！高二高三两年，文科生的普遍素质和能力远不如理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精神上的压力轻一些，文科科目尤其是政治历史再怎么样，同学成绩一般没有太大悬殊，总体成绩高低的关键在数学和英语两科上，由于思维障碍，高中三年数学一直是我的短腿科目，这对于文科生来说是很致命的。高三下学期，我通过自己大脑意志力等方面的调节，一度使病症处于下风尤其在英语这一科上。1998年高考三天里，我确实通过自我调节和控制，将病症的困扰努力降到最低，接近于正常人状态正常发挥出了自己的那点水平，以504分列全班第14名，在另一个文科班可以排第10名，分数仍然比江苏省本科第二批的分数线507分差了3分，专科第一批的志愿报高了，被迫回到自己乡镇中学复读。 这时又可以谈到王洁同学了，虽然我的脑子病症与她没什么关系，但我很多年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表现与她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脑科医院的专家可能没有必要了解得过多过细，但出于某些病因病情分析，我这里费些笔墨并无害处。 我进入县中，她对我很敬佩，高一上学期我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意思就是把我当成良师益友，建立学业上的联系和交流，我欣然回信赞同，从此在高中仍然有一些学业上的联系。而且高一第一学期结束后的寒假，她居然与我小学时候一个女同学（与我同岁，是我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班主任的女儿）结伴到我家里来找我。值得注意的是，县中教学管理模式、男女生交往与下面乡镇中学迥然不同，总的来说，县中自习课安排学生有很大的自由而对男女生交往方面比较谨慎严格；而乡镇中学学生自习课学校定得很死而对学生异性交往有时相对不是太严格。后来高二高三王洁又两三次到我家，1998年8月30日是永远的最后一次，那天她好像特意梳洗得很整齐并穿上新的连衣裙骑车来到我家与我见面交谈，简单谈谈前程，当时觉得前途比较渺茫，何去何从尚不确定。（98年高考她得506分，比我高2分，比本二线差1分，在她所在的班是最高分，她学的也是文科。）当时我16岁半，她17岁半。后来觉得由于1998年4月份我给她邮寄了几本复习用书，她很可能在感激的同时起了某种疑心，而8月30日她有试探和留念之意。她的这一试探，真的打开了我的情窦。长期以来我个子一直没有她高，但这一天我发现我比她高一点点（她也特意没穿高跟鞋而穿跟很浅的鞋），我高中三年由于生活饮食有了一定规律，个子有一定的增长，其实她个子也矮，成熟后大概不到一米六。（高中三年我也以各种因由去过她家多次，逐渐了解到她家庭条件非常好，父亲是镇政府所在村的村支书，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大概90年代初她家就在地理位置很佳的地方盖起了二层楼，电器方面几乎一应俱全，这在我们当地广大农村家庭是难以想像和企及的！！！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爱情关系的失败，从根源上讲，是由经济基础和阶级属性决定的，无论如何，都有某种必然性。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广大农村包括我老家所在地，广大农民一方面谋生赚钱很艰难，另一方面要承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个人认为中央的政策还好，但关键就在县以下基层干部身上，这种局面似乎自从胡锦涛同志成为党和国家的一把手后有了很大的改观，胡总务实，比起某某同志沉迷于某种思想理论构建中，显然更加推动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人民全面小康的实现。我高中三年，父母血汗钱经常被村干部以各种名目收走了，有一次交学费，我父母不得不拉一车自家的粮食去卖，非常遗憾和痛心的是，我学习上越用功努力，头脑中的症状就越重！而这个王洁，从小到大，显然没有这种经济上的窘迫，她妈妈和她都很胖，我就不了解她们的血肉里面有没有不纯之处！由于成长环境上有疑问，所以她的人品存在欠缺具有某种必然性。） 短短几天之后，我又回到赣马中学复读，上高四。第一天，王洁本来打算到县城粮校复读却改变主意留在自己的母校赣马中学（可能与我有关），于是我和她在高中三年之后成为高四同班同学，也很有戏剧性。 这时候我的心态是异常复杂和微妙的，有98高考三天基本正常发挥的喜悦，又有落榜被迫回到下面中学复读的惭愧和沮丧；既有对99高考的憧憬，又有一定的忧虑（因为我的病症并没有根治，思维能力上不时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但一直用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来分析和克服。）和茫然！ 最初复读生是插到应届班里的，我也按部就班跟着乡镇中学高三应届班上课学习，也是厚着脸皮啦，一腔冤屈和悲愤谁能理解？！过了不久，一个姓闫的应届男生每天经常凑到王洁的位子上找她交流，显然对王洁存有觊觎和接近之念，而王洁像二战前英法对德国采取纵容放任的绥靖政策一样，对这个男生丝毫没有拒斥之意，后来我觉得有可能是故意给我看的，以试探我的反应。男女同学在教室里同桌而坐在管理森严的县中是绝对难以想像的，而在这个中学却司空见惯，我青春少年情窦已开，对王洁的爱情之火开始真正燃烧，面对这两人的频繁亲密接触，感到实在难以忍受，终于在不久后的某一天改变既定计划（到1999年7月高考的前一天再表白），写了一封信向王洁真正坦然表白了从初一下学期起一直存有的爱慕之意。她趴在桌子上迅速给我回了一封，表示从没有意识到我居然“暗恋”她六年之久，一直把我作为良师益友，把我当成学习的榜样，今后永远是朋友。实际上当时我高考落榜回赣马中学复读，再次与她同窗就读，内心已经把她作为精神支柱，她之所以仍在本校复读，肯定也把我当成精神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复杂微妙。看到她写的回信后，我不服气不甘心，表示坚持到底，“除非你死了，你死了我也要追到阴曹地府”，见到此语，她大为震惊，很长一段时间精神上没有恢复过来！实际上当时两人年龄都还很小。（在这个表白之前曾发生一件事，就是某一天她没来上课，我心里有所挂念，就托一个相熟的男同学给她家打电话，才知在上学路上，她被摩托车撞了，伤了头部流了血，第二天我毅然说服这个男同学跟我一起去探望她，跟我母亲要了钱买了点水果吧，先到她家，她父亲将我们两人带到他家附近的乡镇医院里去，她在挂水，她母亲在旁边，当时同学之间当着她父母面说了一些问候的话，随后我和男同学就一起离开了。）我当时表白的唯一目的是抑制她和那个男生的亲密接触，但是表白之后，他们两人之间的接触有增无减，我的行动无济于事，学习上因为这个又一点也学不进去了，当时就想到了分班这个做法，当时已经有不少复读生了。分班就是把复读生从应届生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班，这是学校决策方面的大事。当时我出于个人动机，领导了二三十个复读生，直接给当时学校的正校长写信，“联名公车上书”，而且我直接找当时的孙传松校长（一把手）交谈，言辞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大概我的文辞有时能够打动人心，分班也正好符合了某些领导和老师的想法，符合了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结果就真的成功了。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我内心的矛盾和煎熬，不是我挺身而出，那一年的二三十个复读生很可能一直跟着应届生学习。为了抑制那个应届男生跟王洁的亲密交流，我先后做了两次努力，一次就是表白六年的秘密，之后就是领导和发动了公车上书，成功分班。（写到这个地方，我脑子一兴奋，又发生了某种思维障碍，不知脑科医院的专家如何诊断，该怎么样治疗。坚持写下去。） 在分班之后，那个应届男生依旧故我，经常从应届班跑到复习班来找王洁亲密聊天，王洁终然不悟！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悲愤难抑，同时大概爱情（大概是单方）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当时年少气盛、心智等方面尚不成熟的我一方面确实已经难以自制，我自己的爱恋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另一方面在我的不够稳重和慎重之下，不久以后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在我表白之后，实现分班之前，我偶然从同学口中得知“王洁已经有男朋友，叫祁德强”；又得知祁很帅，确实是非常英俊的美男子，我虽然迄今为止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从很多人的口中可以确定，这个人的英俊和帅气是非常能够打动女性的，王洁的母亲2004年在电话中亲口对我说“长得确实是好，我看我都喜欢”；王洁和他是高一同班同学，他高中总体成绩一直很一般，在乡镇中学班里是二三十名，但数学不错，王洁中考数学差，只上了普通高中，在普通高中一直名列前茅且一直担任班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洁高一时主动追求祁，祁不追她，两人高一时已经谈了，经常一起出去玩（曾经有一次，三对恋人一起出去游玩，遇到一群社会青年，这群社会青年要揍三个男生，王洁挺身而出，说“要揍先揍我”，对方作罢），高二分班王洁上文科，祁上了理科；98高考祁也落榜，当时在县城粮校复读。我对这些基本情况在分班之前基本已经获悉了，当时内心实在难以接受，很不甘心，很不服气，当时我觉得只要没结婚没最终确切定下来，在爱情上应该允许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偃旗息鼓投子认输也不符合我这个人的个性，于是我一直没有死心，一直到2004年夏天我在南京与她母亲谢传英老师通了半个小时电话之后。分班之后，我的心态确实受各种因素影响，一直很浮躁，一直没有真正冷静下来，经常跟王洁怄气，怄完气再和好，和完好之后不久又怄气，这里面存在一些矛盾性的因素。我有时想离开这个复读班，一走了之，到县城里去，但家里面不了解情况，又考虑到经济因素而不同意，王洁也挽留，不愿意我离开，其实当时她对我至少是有感情的，至于这个感情是否有爱情因素，这涉及到她的内心世界，旁人不好确切下定论。班主任居富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我就是单相思，一头热。我跟她怄气，有几次她和她比较要好的女生在自习课上当着其他全部同学的面大声说我，确实非同小可，我有很大责任，但是这里面的因素也很复杂，一方面我心浮气躁，不可一世，自高自大，沉溺于与她的感情纠缠中，另一方面她神经衰弱，当时心理、思想和情感等方面比较稚嫩，在很多事情上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够成熟持重，另外一个跟她要好的女生有心脏病，其他个别同学有时客观上也推波助澜，还有就是班主任居富培这方面经验不足，没能及早疏导和制止，如果是贺步学，我绝对不敢如此胆大妄为，总之当时大家都不够成熟老练。 复读一年平时的阶段考试和模拟考试，我的成绩时好（好也就是稍微正常一点）时坏，总体上有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沉溺于感情纠缠，沉不下心来学习；第二，当时作为复读生，犯了一个太多复读生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很多基础知识内容不能踏踏实实再仔细学习研究，心浮气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第三，大脑的状态依然不能摆脱那种病症的困扰，思维上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第四，经常目无纪律，自由散漫地和男同学在一起瞎转瞎侃，看些乱七八糟的言情和武侠小说，迟到、旷课、早退时有发生，浪费宝贵的复习时间。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历史教训，值得别人借鉴和吸取。尽管如此，正常发展下去，我的1999年第二次高考不会考得如此之惨，不经意间，在第二次高考前夕，碰到一个思维障碍，我的致命的老问题又严重发作了！ 一直以来我以自己坚信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等来分析、调节和克服头脑中出现的各种障碍。但是这次碰到的思维障碍，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所以实在难以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批驳和克服，而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我又难以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的这个问题作出客观上的改变，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使自己陷入了无法排解和克服的境地，从而在第二次高考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发挥受到极其严重的阻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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