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这样的： 临近高考的一天下午，我与一个相熟的男同学一起去学校门口的一个小饭铺吃晚饭。饭铺很简陋，简单用木头搭建的，屋顶很低。同学先吃完，在等我。他先注意到屋顶有很多垂下来的长钉子，并说出来，且用手接触了垂下来的钉子，钉尖是朝下的。正常人碰到这个事情，是不会什么有问题的，对我来说，问题就突然袭来了，且我意志上无法抗拒。我幼时看过电视剧《包青天》，里面有个案子，经过开棺验尸，最终才查出死者死因是一根钉子被扎进头顶。这时我头脑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障碍，一个个子比较高的人到这个饭铺就餐，甚至身处这个饭铺里的任何人（包括主人），猛地一站来（尤其是吃完后）的话，头部岂不是极有可能撞到钉子？撞到钉子就有可能有生命危险，人命关天，我应该以人命为重，放弃自己正从事的看书做题学习，放弃记忆理解等思维，高考时从道理上讲也应该放弃看题答题，而想方设法以最快速度去解决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这个钉子问题。而在生活实际中，我又不可能去找饭铺老板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别人必定会认为我神经病。从而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之间发生严重的矛盾冲突。而我是有理智的，明知这个问题我不应该去思考，应该专心看书学习，高考中专心看题答题，可就是排解不了，做不到concentrate!但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问题，大脑思维陷入“追求一切正确”的泥潭中（这是症状中最核心的特征之一），有时感觉是一种病，应该克服，但就是克服不了。明知不对头，但就是克服不了，大脑运转就受到这些障碍的阻滞，高中阶段学业的失败就是这样造成的。但是记忆理解思考推理等正常的思维能力又没有完全丧失，99年高考中仍然有一定的看题答题能力，只是能力受到阻滞和限制。多年以来有时轻一点，有时重一点，看当时各种内外因情况。 1999年高考三天，我被逼无奈，强行用自己的意志力来抵制这个钉子问题，但越强行抵制思维阻力越重，完全放松反而有可能好一点。那年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面对这个题目，我一点思路都没有，干巴巴挤出了几百个字。总之各科考得都差，总分得495分，本科第二批分数线是497分，再次本二不达线。98年高考三天我抱着一个信念——“高考最重要，专心看题答题，其他一切不去想”！结果98年我是正常发挥。99年碰到“人命关天”的问题，去年高考那个方法不灵了，结果发挥严重失常！98年高考成绩跟我差不多和比我低的同学，以及大量普通高中的应届生在99年高考中考得都比我好，甚至好得太多太多。而王洁，复习一年平时考试一直很差，从没有超过我，最后高考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考出了546分的较好成绩，列那个复习班第一名，本科第一批分数线是529分，顺利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师范）！1999年高考，江苏省首次实行高考结束后学生自己估分填志愿（以前是高考前填志愿），而且好像是首次正式扩招（有本一增招和本二增招，分别可以线下降30分录取，必须额外多交一万六千元人民币），我注意到当时有走读政策，填报走读可以降10分录取。我在99年高考结束后意识到自己又完了，但是毕竟经历过刻骨铭心的98年高考，毕竟对高考前后的很多事情有了一定的见识和体会，我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在志愿的本科第二批中填了徐州师范大学（虽然我口头能力差，但没办法，权宜之计），专业志愿填了服从，在走读上打了勾（当时我自己的思想指导方针是绝对不能因为不经意碰到钉子问题就使父母遭受一万六千元的沉重负担，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加大不多花钱被录取的可能性），这个勾最终奇迹般地将我从万丈深渊中救了出来！在获悉高考成绩比去年考得还少之后，我待在家里，情绪上的确有一些波动，精神上真的出现了灰心和茫然，爷爷严厉斥责我“搞恋爱”，但他们也怕我出事，嘱咐我的弟弟时刻注意盯着我，其实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丝理论上的希望，因为我填了徐师专业服从而且走读，根据我的分析，从理论上讲不是一点希望没有，但能否成为现实，我心里实在茫然。日子一天天熬下去，终于熬到8月底的一天，奇迹真的出现了，我真的被徐州师范大学本科（走读）录取了。专业居然跟王洁一样，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家里面的其他人在知道我分数后，一直丝毫没有这样的心理预期，这样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完全出乎意料，他们的欣喜远远超过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曾经在志愿中埋过这个伏笔。一言以蔽之，我的1999年高考，具体分数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在填报志愿这一环节上，把概率非常低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不可不谓成功！后来我得知徐州师范大学在这个专业上的正常录取分数线是504分，比我分数高9分，因为我填了走读，降10分，最后正好录取到我。这个事情还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客观上，我就是徐州师范大学当年统招里的孙山！我如果再少考1分，那也很可能没戏，少考2分，绝对没戏。（请永远相信一句话，志愿填报成功，很可能相当于多考了几十分。）我觉得并不是什么天意，一切偶然性中都包含着必然性！昔日司马懿父子三人受困上方谷，诸葛孔明以为他们必死无疑，谁知物极必反，烈火腾空引起天气骤变，居然大雨倾盆，水浇火灭，终有西晋一统天下！ 复读这一年，我很多次在晚上回家之后写长信给王洁，谈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问题，第二天自己亲自交到她手上。在临近高考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因为钉子问题实在难以克服，对高考感到恐惧和绝望，钉子问题只能阻碍我具体看题答题的思维能力，而对其他方面影响并不很大，经过多年的砥砺，我对语数外政史五门学科各自的特点和复习应考的具体思路和做法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王洁复习一年平时成绩一直比较差，我已经认识到我有很大的责任，假如她最后高考考得跟平时一样差，那么她的父母（当时她父母已经认识我好长时间了）肯定要恨我一辈子，想到这一点，当时我如坐针毡，第一方面出于爱恋，希望她好，第二方面有赎罪之心，第三方面钉子问题很可能阻碍我自己高考时大脑的答题能力，而王洁至少不存在思维障碍问题，我可以把自己对五门学科复习、考试的思路和方法的理解传授给她，并且精神上鼓励她，让她在最后冲刺阶段有所进步，有此三点，我晚上回家之后伏案疾书，把自己的所有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向她讲述，一口气写了好像10页左右（16开的信纸）的长篇大论，纵论高考各科的复习应考之术，并且给她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树立自信，迎接第二次高考。其实我知道她在看过我这封长信之后内心已经有所动，也许不算真正的爱意。她在最后冲刺阶段复习迎考的精神状态有很大改善（当时离高考已经没有多少天了），她最后考得相对成功，不是偶然。 另外，就是1999年7月6日，亦即全国高考的前一天，所有考生已经抵达该抵达的地方进入临战状态，天公很作美，赣榆县城雨不停地下，冲走了夏日的炎热。当时钉子问题在我脑海中还是没能排除，复习一年我一直太过轻狂地声称要考某某学校（其实即使脑子里没碰到钉子这样的难题，也很难很难成功），这时我内心觉得根本不可能了，唯一的期望就在于上个本科。我忽然听同学说“王洁头疼”，我知道是神经衰弱发作，我早已对她太过痴迷，这时居然毅然冒雨骑车到县中对面的县医院购买疗治因神经衰弱引起的头疼药，借的是同学的车子，车子不太好骑，没行几步，不小心一屁股跌到水里，到县医院询医购药后返回时自行车坏了，我就安步当车，打着伞，推车回去，我浑身上下早已经湿透了（我体质相对较好，到2008年的今天仍然不懂感冒为何物）。在这个过程中，我头脑中是抱着这样一个意念“考某某学校已经不可能了，希望王洁看在这个事情的份上，给我一个四年之后考这个学校研究生的机会”。但是我也考虑到如果我直接把药交给她，会不会又对她应考时的心理状态造成危害，我用英语写了一些鼓励她的话，最后缀上一句汉语“有事去县中，顺路买的”，然后把药和话语一起交给当时的班主任居富培老师，请他转交。居老师接收以后具体怎么做的，高考前两天我一直不知道。到7月8日晚上（9日上午还有最后英语一门），我在他住处发现他根本没转交。其实最后我最强的英语学科也没考好，原因也不在于这个“没转交”上。居老师的做法自有他的考虑，我并不埋怨他。 我承认自己有个不好之处，有时候就是有啥说啥，心里怎么想的嘴里一下子就说出来，说话不经大脑酝酿，不太谨慎低调。在高考结束后估分填志愿的时候，我按捺不住，把7月6号买药和自己考得不好，做好上高五思想准备的事一五一十写信跟她说了，她写了回信，篇幅算是比较长，责备我复习一年老是打扰她，说“饶恕是最大的美德”，说她要背上行囊，迈上新的征程（当时估分时候她可能已经比较乐观），说为了不重演复习的悲剧，“我们必须保持距离，这对你对我都有好处”！当时复习班另外一对“恋人”就坐在一起填志愿，就是报相同学校相同专业，我跟王洁却是不可能这样。后来2000年4月30日我从徐州师范大学泉山校区一口气跑到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看她，坐下来交谈时候，她问“徐州有什么学校”，言外是否有后悔当初没屈尊跟我一起选报徐州之意。当时我也想到南京，因为我的亲姑姑就在南京做大学教师，但是我考虑到自己考得很不好，很难进南京的高校，只能报徐师试一试。她可能没想到我真的考得很差吧，可能觉得我也很可能到南京吧，只是说“保持距离”，有可能只是不愿意报相同学校相同专业，这样也没错。 99年高考时，在县城，我又见到许多昔日县中时同学和好友，恍若隔世，其中有个跟我比较要好的，叫刘磊。刘磊和很多同学在县城粮校复读，而王洁的“男朋友”姓祁的也在那里。复读这一年，王洁好像跟祁没什么联系，我曾经去过一次粮校，跟刘谈过感情的事，而且刘用手指给我看，我只隐约看到祁的背影，个子挺高，这个背影也是到今天为止我唯一一次亲眼见到这个人。高考时再跟刘见面，谈得更深入一些。这里把两次跟刘交谈，我了解到的所有信息一起说。刘对我说，祁非常英俊，“这一点上你竞争不过他”，他家里也有钱，“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要不然，你就把王洁托付给他吧！”（当时我听刘这话，深感忧闷，仰天长叹，不甘心，不服气）但是他还说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祁经常跟一个叫许效楠的女生在一起（许效楠我见过，她是县中的，高二分班时，我离开6班，她进入6班。98高考后她也复读，99高考考进东南大学），而许有男朋友，当时参军去了，许的男朋友有许多哥们在县城，某一天，这些哥们约有二十个左右（具体数字我说的可能不确切），相约去粮校，前后左右将四面八方的去路层层堵住，将祁（王洁几年前追的人）痛打一顿，打成脑震荡，之后祁老实了许多（老实了，最终影响到我了）。后来（大约是2004年）我得知99年高考，祁又落榜，上了高五，2000年高考后进入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其实复读一年里，我很多次气得故意向王洁说一些十分刺激她的话，就是气恼她高中时候在赣马居然主动追求男生（男追女，隔道墙或者一座山；女追男，隔层纸），而且男生除了长得帅和数学好一点，其他并没什么稀罕之处，看不到在县中才华横溢，数理化皆能接近满分的男生很多很多，气她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刺激之后，看到她状态不好，我叹口气，气又消了，找她和好，不久后想起来又恨，周而复始，两人都无法正常专心复习功课，浪费大量时间精力。我当时想果断离开，她又不愿意，很多事情很复杂微妙，不是加减乘除那么简单明了。 在我收到徐州录取通知书后，我在赣榆电视台看到了王洁家为庆祝女儿考取南京师范大学点播的歌曲《步步高》（是否影射我第二次高考比第一次考得低，步步低？） 几天之后，我们各自踏上了不同的路途。我的婶母带着当时6岁的堂弟亲自将我送到徐州学校，之后我和其他几个走读生在校外合租了房子。其实我当时心里面是非常复杂混乱的，并不轻松愉快！客观地说，由于我从小心理状态就不是十分健康积极，尤其是自1995年夏天起头脑发生严重的强迫障碍，自己各方面的成长和发展已经严重偏离正常的轨道，又经历了那么多不寻常的事，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的心理、思想和精神等方面已经有点乱，脑子症状依然持续，年龄比较小，为人还很不成熟稳重，处事很不沉着冷静，对未来并不积极乐观，时常忧闷烦恼，总体状态很不好！ 这里说明一点，从1995年我高一开始，一直到2005年，除了我自己有时觉得是一种心理疾病，其他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我是受心理疾病影响，认识我的人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我有心理疾病。这么多年，我也有几次看到心理学书籍对强迫症的讲述，但我一直没有把自己那么多年存在的所谓“思维障碍”定位为强迫症，经常理解为一种人类只有我一个人得的病，因为从高一开始，对别人讲述自己这个问题，别人都没意识到是病，都不理解我，我也从来没有找专门的心理医生咨询，因为我怀疑是人类中只有我一个人得的病，心理医生肯定也不理解，也没办法，这样就陷入了死胡同，从而一直拖延着，随着年龄和知识经验的增长，自我调节能力也逐渐有些许改善，而且这个病症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理智和意志，只是对思维能力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 直到2005年，我姑夫说是强迫症，但当时在南京脑科医院，医生并没有指出我有强迫症，只是按照当时发作的另外一种不是很重的症状来诊治！这可能是因为医生没有跟我本人详细沟通交流，对很多事情和问题不了解。昨天晚上，我翻到一本高校的心理学教材，看到里面对“强迫障碍”的讲述，我觉得真的比较符合我从高一开始出现的脑子里面的情况。早认识到，早诊治，那么十多年来我的个人历史肯定可以改写。我真的希望脑科专家给我作出准确的诊断，并实施恰当的疗治，我自己可以听从建议，积极配合。 在徐州的四年时光，对我来说，错误和损失特别巨大！但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客观上，也经历和收获了一些东西，在某些领域有比较大的发展，对人情世态的体会和理解有所加深。实际上，我的高中四年本身就有本质上的错误和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四年的错误和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中阶段的错误和损失引起的，属于恶性循环。很多人和事，好的话，越来越好，差的话，很可能越来越差。想当初，1995年，我与很多优秀的同学站在人生的同一起跑线上，结果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七八年之后，个人发展的结果有太大的差别，这里面必然有很多可以总结和归纳的经验教训供中国广大高中生和大学本科生借鉴吸取！前面我已经回顾了自己高中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下面就具体剖析徐州四年走过的路。 在来到徐州之后，与钉子等有关的强迫障碍依然时常出现。其中钉子问题，从1999年高考前夕一直持续到2004年都没能完全摆脱（时轻时重，自己也努力调节），有时看到或听到“隐患”“危险”之类词语，脑子里面的障碍就可能发作，可见影响之深远！不能不说是人生悲剧。 大一上学期，我和王洁很快就联系上了，第一次电话中我听得出来，她心里想着我，当时她们在军训，她室友先接的，听到是我，连忙跑去对王洁喊“是柏杨！是柏杨！”其实这次电话之前，我跟她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直接口头对话了，不知上次谈话要上溯到复习一年中的什么时候。之后我写了一些信给她，谈的主要是比较罗嗦的事情，（另外当时已进入北方交大的刘磊特意为我写了一封信给她，谈了些情况和事情）她也回了几封，其中有一封，她说是十几页，但是很快她在收到我的一封信后意识到我并没有收到那封十几页的信，马上又写了一封给我，就是这一封，她明确表态，“闫也罢，祁也罢，都是过去的事了”。看到这句话，我确实松了口气，心情平和起来，我并不是期望王洁一定要马上跟我如何如何，毕竟是我自己没考好，至少至少最核心的问题——祁，不能有半点含糊，一旦有含糊，我跟她之间必然要走向决裂。我认为她当时对我的这个表态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敷衍。2000年五一长假，徐师从4月29日放到5月5日，南师1日到7日，二姑写信邀请我假期去南京（因为新浦叔叔一家三口假期要去南京游玩，二姑做东道主，正好请我也去），正好我想去南京看王洁（王洁说她妈妈要来南京，她假期不回家，她同意我去看她），于是就平生第一次去六朝古都南京，第一次看到浩浩长江。我先到南师随园校区高一老同学徐斌那里，他听说王洁同意我去，说了一句“有情人终成眷属”，并帮我联系南师校车去仙林。见面后，我太累太激动，她确实对我态度“很好”，一方面脑子当时还是有点麻木迟钝，而且偏执，另一方面我因自己没考好，个子又小而自卑苦闷，最重要原因还是年龄小，难免畏缩。总之，这一天，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其实我大一和大二上学期，各方面表现还算稍微正常一些，以王洁为精神支柱，学习知识和体育锻炼都比较积极，就从大二下学期发现王洁根本不给我回信了（因为我一直在校外租房住，走读，比正常住校生住宿费还便宜，但也有严重弊端，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直到毕业离校之后我才有手机），自己精神上开始消沉下去，多年以后才意识到她那时又去找祁“男朋友”去了！这违背了大一上学期，她给我写的信里面的表态。我很单纯幼稚，一直很相信她的那句话，直到大四上学期知道了这两个人已经整夜在一起了，当时有天崩地裂、五雷轰顶之感，精神再度受到重创，陷入极度悲愤之中，但过后不久，又想了很多，因为一直以来我坚信了王洁的那个表态，坚信了她做人的最起码品格，她如果跟其他男生，我倒有可能接受了（因为她只是跟我明确承诺过不跟那两个，没承诺过不跟别的），反正她又去跟他，我实在难以接受（因为我在复读时后期，姓祁的在挨打之后曾托人捎话给我“不要痴心妄想了，王洁对我是绝对的”，我当时听这句话后会是什么感觉，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我的性格，可以推出来，而且当时捎话的人（这个人也姓祁）在说给我听后，明确表示支持我，不支持祁。我想起来了，1999年7月6日那天我之所以冒雨去买药，就是因为这句话。也正是因为这句话，王洁如果再去找姓祁的，我与她的关系必然要永远彻底破裂，这有点像中美关系，美国如果支持台湾分裂势力，北京政府必然要跟华盛顿白宫关系破裂，根本原则问题！），于是幻想那不是真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心里面又泛起了一些幻想，处于五味杂陈异常混乱的心理状态之中。其实我也有很多错误之处，由于她在南师，我在徐师，地位不一样而且是颠倒过来了，客观距离遥远，我心里面一直有痛苦、自卑、孤独和希望渺茫之感，在这种感觉驱使下也曾经对本校里面的女生有过很肤浅的表示，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度把王洁放下，沉迷于网络交友（都是棋友），其实这都是精神状态失常的表现，多年以后我醒悟到，其实我对王洁是比较真一些的爱情，其他都不是，但是我现在觉得，徐州四年我精神上一直处于某种失常状态，很多言行表现都是不理智的，处于某种病态之中，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我骨子里始终觉得来到徐州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虽然从录取上看，已经是咸鱼翻身），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精神向往和客观现实的严重冲突导致我精神失衡，孤独压抑和不被理解，也促使我在中国象棋中寻求某种精神寄托。 实际上，我现在觉得王洁精神上也一直不是十分稳定健康，大四时她同班要好同学李洁（徐州高干家庭出身，毕业后去英国伦敦学习了）在电话中批评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对了，这正是我精神上有问题的表现，确实是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而王洁本人自1999年起某些方面就有些变化不定。 由于我到徐州之前已经深刻见识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从赣榆县中学车瑞、刘杨那样极其顶尖的人物到普通高中里的混混），特别是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学生普遍素质表现的差别，对于徐州的同学，他们各自分别属于什么层次的人，我一眼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虽然我自己各方面表现已经比较低落，但胸中块垒依旧横亘。大一时候，我确实给一些昔日县中同学写信联系，主要是这方面的心理因素。 像许多县中同学一样（尤其是谭道明，现在早已北大法硕毕业，供职于中国南方），我自幼年到2008年现在，一直比较喜欢看书，除了在徐州的几年时光大脑的注意力和兴趣被中国象棋这个中华传统国粹所主导。下面就开始讲述波澜壮阔的象棋征途。 在1999年去徐州之前，我只知道象棋的最基本规则。来到徐州之后，有个跟我一样在外租房走读的同班同学叫舒锐，他是弈道好手，下得一手好棋，在迎新生象棋比赛中荣获殿军。同学之间经常列阵对弈，我看舒锐思维敏捷，棋力深厚，而且走子挥洒自如，看得我怦然心动！我想起高一时宿舍里同学课余常摆棋对战，韩同学耀武扬威，当时我大脑强迫障碍非常严重，思维能力严重失常，某同学（他2002年起回县中任教）找我对弈了一局（高一前的暑假，村里伙伴教会我最基本规则，然后另一伙伴跟我胡乱下了两三盘，我都赢了，仅此而已），我走得牛唇不对马嘴，对方简单手段，我脑子没有任何反应，此事在我脑海中一直印象很深。此时不少强迫障碍仍在脑海中盘旋，但随着我与同学对弈局数的增多，发现自己思考棋局时大脑的状态似乎障碍轻一些，比起高一时有所不同，意识到下棋是否可以把我从强迫障碍的深渊中救出来，雪高一之耻。另外我的心理一直有很偏执，自控力差这个问题。再加上学校里一直有比较重视举行象棋比赛这个传统，学校外有许多民众对象棋也相当痴迷，每天随处可见各色人等摆棋对弈，声势雄壮，总之，我当时所处的环境的象棋氛围非常浓重。最后，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下象棋可以排解孤独，头脑中暂时把感情问题搁置，很大程度上避免思念和忧闷之苦。也还有其他一些内外因。诸多因素促使我逐渐对象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此以往，竟沉迷到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抛开一切，唯一的事情就是看棋下棋这种极端地步，造成了对个人各方面素质的发展极其不好的后果！以至于在毕业离开徐州后，跌跌撞撞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两三年才逐渐拨乱反正，恢复到稍微正常一些的状态。用四个字概括比较贴切，“误入棋途”。 在此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人善意提醒、规劝和批评的，当时我脑子状态已经偏执得相当严重，为了使我迷途知返，家庭、学校领导和教师、同学等都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虽然努力的程度有差别，但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对的。其实也有人冷眼旁观，漠然置之，最为可恨和遗憾的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够对我起作用的人——王洁——从大二起，早已在南京寂寞难耐而向祁抛橄榄枝，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话吞回肚子里，丝毫不念旧日恩义和交情地将我遗弃！在大三时候就双方家长见面并正式订婚了！我过于相信她大一时信中的话以及她作为中共党员在做人方面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丝毫没有警惕之心（犯了形而上的错误），丝毫没把同班女同学刘挺的善言规劝放在心里，最后毕业时刘同学用她自己成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奋斗成果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所谓，言传不如身教。 |
Powered by Discuz! .
© 2007-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