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如我在赣榆老家1999年的高考中也是一名考入综合性重点大学的学生，后来被保送读研，接着在北京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但是就是我这样一个有着“优秀”标签的学生，过去居然当过一年的痞子。 我是典型的农村孩子，小的时候也和其他所有的男孩一样经历过摸鸟、捅马蜂窝、偷瓜窃果、打架等男生特有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在80年代后的孩子看来已经是非常匪夷所思、令人吃惊的了，不用说城市的孩子不能理解，连农村本土的孩子现在都不能理解他们兄长的所作所为了。 徐州——连云港北部一带虽名义上隶属江苏，但是事实上向来民风彪悍，简直比山东人还山东人，农村里风气甚至还有一点粗野。假如你和他关系特别好，那么这个人不但能为你上刀山下火海，甚至能把头割给你。所以我们那里出了不少的将领和义军，也出了不少土匪。但是如果你侮辱了他，他不但一刀两断，甚至操刀狠杀，灭你全家。 但是彪悍民风的背后却隐藏着普遍的淳朴厚道。淳朴和彪悍两种不同风格的地方人种特征矛盾地结合在赣榆民众身上，体现为一系列的行为混乱。这在我身上也有所体现和确认，比如，我是一个从小就很乖很老实的孩子。但是就是我这样一个老实的孩子，居然在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的小流氓。 （2）1998年，我高考以落榜的惨痛结局而结束。我当时分数不低，是我们文科班仅有的三名上线本科之一（那时候升学率还不高）。我当时只报了北大。而其他学校对我来说根本不值去报。所以我非常悲哀地成为落榜生。我在赣榆县所有的落榜生中高考分数居于第一名。这个名词是后来复习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告诉我的。 我成了一名无法预料到未来的落榜生！我非常可怜地看着同学们都拿到了通知高兴的样子。于是我在一个同学家里喝酒喝醉了。那个时候非常混乱，我的落榜的同学们散落在各个中学的复习班。突然之间我们就成了一颗分散在不同时间与空间里的星星，只有彼此照耀着才能散发出光辉。我们常常互相去看望对方的情况，似乎是在互相支持着。 但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在我母校碰见了我一个初中时期的同学。这个同学对我的行为影响很大。他生活的条件非常优越，在我们当地是小康之家，父亲是中学的教导主任，母亲也是小学的会计。所以他小的时候就很调皮，也不认真学习，是一个典型的坏孩子。 （2）在这以前我做过几件当时看来令人惊讶的大事。要知道，我当时生活的环境非常封闭，我愚昧得很彻底，甚至没有见过火车，没有坐过汽车，也没有什么有能耐的亲属关系，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孩子而已。 刚开始复习的时候，我去了县城的一中。但是枯燥的复习生活使我想放弃。当时已经是1998年的9月份，各种投档和录取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仍然长途跋涉，骑着一辆非常破烂的自行车，骑了100多里地，从县城达到连云港市区，经过打听，我找到了市教委的所在地。 当时我身上没有带什么钱，只吃了一点麻团充饥。吃了东西后我坐在高招办的门口，等待着他们上班。招办的门口贴满了高考学生的录取名单，我看到了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名单。 上班时间到了。来了一个工作人员。他问我是干什么的。然后他打开门让我进去。那个时候夏天还没有结束，他把脚翘在桌子上。而我就侍立一边，表现出谦恭的样子来。他告诉我投档已经结束了，他拿出了我的投档材料，我见到了我的成绩和我的志愿，他说我报的太高，说已经很难挽回。他打开八宝粥让我吃，然后指着一堆纸条告诉我这些都是关系户。但是他们的分数非常低，都是300-400分的干部子弟或是关系户，想照顾都照顾不了。他劝我回去复习，说如果好好复习肯定能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如果我没有钱，他可以帮我掏这笔费用。他对我的友善态度，改变了我对ZF工作人员的神秘感、畏惧情绪以及淡淡的黑暗观。但是我决计要放弃复习，他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你想去哪一家大学你得亲自和校长谈。 于是我想到了连云港教育学院（即连云港师范）。虽然是推脱之词，但是我已经非常高兴他指出了我下一步的行动目标。 我找到连云港教育学院。我询问看门的老头。他非常警惕，但是他听了我的遭遇后，非常同情我的处境，告诉了我校长家的地址。 经过一番摸索，我找到了那栋楼和校长的家。我在校长家门口稍微镇定了一会就敲开了门。校长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很和善。他听完了我的叙述之后，让我先回去，他再给教委打电话，晚上就能够等到他的通知。 我又骑车100多里地回到了县城，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我仍然穿着非常破烂的服装。甚至所有的衣服加在一起还不值20块钱。寒酸的时代和有勇气的时代。 （3）然后晚上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是连云港教育学院给我打电话，只要交了学费就发通知书。我感到高兴，因为连云港教育学院是包分配的，但是我家里拿不出１万 5000元的学费（三年一次交清）。所以我妈妈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以忘记的话，她说你既然有这样的本事，那我们还怕什么复习呢。你就复习吧。 这个时候我似乎也沉静多了。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复习。现在想一想，如果当时真的去上了，也许今天将没有我现在的成就和地位，会是一名永远沉在底层的普通中学教师。 但是我心中的魔仍然没有清除。我仍然感到恐惧和强大的心理压力在驱使我做出出轨的事件。 我感到在赣榆县一中复习的压力太大了，于是我打算离开一中，回到母校城头中学，在这里我遇见了我的初中同学阿通。 这里插入一段为了离开一中我的所作所为。我把要离开的消息告诉班主任，他根本不同意，因为我是个好苗子，他不愿意退回我的复习费用。但是我坚持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接到录取通知，才有可能。于是我骑车又来到了连云港。我觉得我的名字很普通，应该有缝隙可钻。于是我到了连云港教育学院。我告诉很多系的老师，明明录取了我，为什么没有我的通知。他们也认为是不是把我遗漏了。于是他们找啊找，你还别说，终于找到了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学生。数学系的。我还专门见到了他。我对我的这种假设连自己都有点相信了，也许真的是把我遗漏了呢？黑黑的一个高个子，灌云的。我只是对他笑笑就离开了。但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在我心理产生了。我找到办公室，告诉我是数学系的XX，我想在银河广场的药店买点药物，学生可以打五折。但是我们的学生证还没有发，所以我想让他开个证明，证明我被数学系录取并是他学校的学生。那个老师犹豫了一下，看我那么坚定，他就开了一份证明，而且还是按照我的口气写的。 回到一中我就把这份证明给了校长，并希望他让我退学。但是我的证明有一个漏洞，就是说我是数学系的学生。所以被校长识破了。他打电话给连云港教育学院的校长，验证此事，并戳穿了我的把戏。但是我仍然不肯放弃，于是我开始耍赖，我天天站在校长跟前“静立式”地SHI威，终于缠到他厌烦我，然后退学了事。 于是我回到了母校，回到了一些和应届学生一起读书的文科班。当然也就遇见了阿通——街上混的都叫他通仔。我们一起通宵看录象，看毛片，打游戏，追小女生，写情书，混日子，搞恶作剧。我们几乎形影不离，这让班主任很警惕，常常叫我们去谈话，让我们互相距离远些。 但是我们仍然死不悔改。他生活的方式对我影响很大，他抽烟喝酒拿刀子，他的口语总是操操以及黑SHI会组织才有的特有方言。有一天我们遇见了危险，我们一起在一家游戏机亭打游戏，他嘴里不干不净，边打边骂。结果涌出来10几个小痞子，拿着棍子和刀子，要收拾他。当时我立刻跟着出去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打架起来我们会吃大亏的。我恰好看到其中的一个人我面熟。知道为什么吗？我这个人心地很善良，本来游戏机的游戏板可以一个玩，也可以两个人一起玩。他每次看到我一个人玩的时候都凑过来陪着玩，所以他对我的“义气”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和我说：这回看你的面子，不揍他了，但是让他给我小心点，以后嘴巴干净点！ 我救了他，也许这对我来说是生命中的一次插曲。我仍然处于一种堕落式的地位，和街上的小混混没有什么两样，直到期终考试的到来。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进入了悲怆的自我否定期。我对自己已经丧失了信心。于是考试那天，我去了一趟赣榆县北的吴山，一个人钻进了黑的山洞。返回到学校以后，他们已经考完，但是可惜的是，我被宿舍被班主任逮住，他看着我在办公室将所有的卷子做完。 那一次我考得非常糟糕——第14名。 这个时候，我喜欢的女孩也给了我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她的安慰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目前的糟糕处境。于是过完年以后，我再度选择了离开母校，回到氛围较好的一中。 （4）离开那天我没有告诉班主任。从良心上说，这一点到现在我都感到内疚。我一个推着破烂自行车，将所有的简单行李全部挂在自行车上。通仔送我出门，然后我来到了县城。 回到一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象一条夹着尾巴的狗。那个时候我是那么坚决地离开这里。我和一中文科复习班的女班长说明了我的意见。她转告我，班主任答应了我。但是我到此时仍然没有付清复习的费用。班主任没有说什么，让我当了历史课代表，而那些女生就看着黑板上的我的这些恶心而糟糕的字迹了解历史高考题。 一中的校长和班主任孟老师表现出了很高的涵养，而我却象小丑。刚进来第三天，我就出事了。原因是我在县城骑破车子闲逛的时候，车子撞到送水的摩托车，我虽然没事，却把摩托车前面的零件撞碎了。摩托车揪着我不放，打电话叫来了人。在文化宫门口，我被他们拖着要赔偿，要我赔偿500元才肯了事。我被骂着，被指责着，但是我一动不动，甚至最后眼镜都被摔碎了。我仍然忍耐不发作，按照之前的那个性格，恐怕是要动刀子的，但是我没有。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差，而我又那么不争气，我当时被父母凄惨的处境震动了。我不能再让他们拿出那点微薄的收入了。于是我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我找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徐进家)，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本家子，同一姓。他和我去了这家饮水公司。结果没有想到恰恰是他救了我，他们认识，因为他们是一中的固定送水点。结果是我的证件都拿回来了，我到现在也对这位同姓的语文老师表示感谢。比较他根本不认识我，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5）为了弥补我的嬉戏造成的缺憾，我开始拼命学习。班主任知道了撞车事故，他只是点了点头。他说了一句非常刺激我的话：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学习优秀的XX了。 于是我开始拼命，甚至乌托邦式女朋友对我的冷淡都不能将我动摇。我常常学习到深夜2点，在路灯下背诵新政治课本，边吃饭边思考数学题。我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说起来可能让大家感到可笑，我唯一的安慰就是《中学生语数外》封面的北大、清华图案。后来的事件也一再表现我的潜力：很多次，我历史科目考试全班第一；很多次，语文题目60道选择题全部正确；1999年第一次摸底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恢复了曾有的辉煌。但是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女朋友对我冷淡使我常常躺在宿舍里整天滴水不进，她赣榆分手的话语使我精神面临崩溃，我简单地恢复了过去的一种做法：就是在深夜里爬出墙头，走到街道中心，打《铁拳3》。游戏使我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并不上瘾，这一点也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常常向别人夸耀的地方。我打游戏的时候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想长久地呆在这里，不想回到现实异常残酷的世界里。 （6）1999 年夏天我考入兰州大学，但是我仍然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所向往的，仍然是北大和清华。虽然那一年我的分数已经够了上中国人民大学，但是我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在报志愿的时候将已经报到教育局的高考志愿更改为兰州大学。于是我进了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后来保送。我在大学期间没有找任何女朋友，过去女朋友对我造成了沉重的阴影。特别重要的是，我当时喜欢上了一个中文系的一个海南女孩；非常卡通娃娃的女孩。但是她居然在毕业后于广州跳楼自杀。虽然怀疑是谋杀，但是仍然查无实据。她父母试图从她的书信中获得线索，于是她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而且在她选择死亡的最后几天，还和我有关于人生的简短对话。她母亲给我亲自打了电话，我痛哭流涕。我准备去海南拜祭，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大学期间我的脾气仍然很暴躁，我当时根本没有被开除的观点，而是持有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大学。我和几个强壮的同学发生过冲突，我根本不在乎谁比我高大谁比我威猛，只要他侮辱了我，我就反抗。当然，我们最后都以和好而告终。但是这已经是我火暴脾气的终点了。因为我在研究生期间真正地谈恋爱了，她很善良，也非常懂事，我们的磨合期非常剧烈，几乎每2天就发生一次冲突。但是我都忍耐了下来。她培养了我忍耐、和善和彬彬有礼的特点。我后来想，为什么很多性格暴躁的人最后都怕老婆，都以被老婆收服为告终呢？在老家，过去非常凶悍的小混混都被老婆征服了，都变得顾家、爱孩子，甚至连通仔都变了，在念大学的时候被女朋友督促着考司法考试、考四六级、考研究生，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学生。而那些我所认识的常常在街上打打杀杀的地痞都已经成为居家男人，再也不拿砍刀了。 （7）现在我成为一名学校机关干部，回忆过去的岁月仍然感到激动不已。我离开家乡已经8年了，那些的草木仍然在我梦中反复出现。我虽然定居在了北京，但是赣榆永远是我的家。正如我的同事所说，我的朋友和记忆都在家乡，而这里仅仅是我工作的地方，因此没有认同感。 总结起来说，我当了半年的地痞。那时候赣榆乡土社会很乱，社会治安很不好。深夜里抢劫、偷盗的人很多。县城和乡镇的街道上充斥着种种游手好闲的小流氓。学校里也不安定，初中同班同学里有一两个人常常在学校门口拿刀子要钱，甚至把锋利的刀子割在你的手面上让你把钱掏出来。那个时候老师都很难管得住学生，因为老师也多数是外地人，他还要回家，还要顾及自己的安全。那个时候的混乱使五月份成为案件高发期，因为那时候气候正处于春夏之交，气氛躁动不安，所以人容易冲动。从理论上说，虽然气候未必能够决定国民性格，但是却能左右一段时期内的治安状况。在街道上，常常一字排开，数个小流氓并排前行，如果你不让路，肯定有你好看——要么你向你要钱，要么打你一顿。甚至你把手并拢着骑车或是放开把手骑车都会拽下来；小子，很牛是吧，带钱了没？高中时期，学校是可以随便进出的，所以常常周末就会有形形色色的地痞去宿舍要钱，如果宿舍的男生多，还可以拿“武器”反抗。吨书如果没有那么多人，那就非常遭殃了。所以那个时候，学校里也充斥着暴力。我们几乎所有男生都在床下藏着大砍刀、板凳腿、菜刀或是钢筋棍。每过一段时间学校就要乘着学生做操的时候，到宿舍去查收，到课桌下面去搜缴。当然成果也往往非常丰厚。 我写过文章，一度在校园成为著名的写手，因此拿过奖金，获得过奖励。那个时候的百姓恐怕和我的心态是一致的，他们拿起铁叉、铁锨守卫在家园门口，只要贪官污吏一出现就群聚在一起，以乱民的模样反抗现实。1998年湖南也发生了农民暴动，因为提及此事，《南方周末》主编还被撤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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