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傍大款”要看开点

9月9日，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的“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与会的女科学家们认为，女性的智商与男性没有区别，女大学生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达到事业家庭双丰收。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认为，受到一些“灰姑娘”嫁入豪门的电视剧影响，有相当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傍大款”的观念，“这是一种悲哀，我感到很痛心。”(《重庆晚报》9月10日)

女生傍大款是社会之痛

在就业寒冬与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下，女大学生纵有凭本事敲开用人单位大门的傲骨，可是面对严峻的就业寒冬与畸形的用人潜规则，她们也无计可施。女生“傍大款”，尽管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让女科学家痛心。但是这实际上也折射出当前社会畸形的用人理念和女性就业难的现实。不可否认，女性怀孕、哺乳会影响工作，还需要休产假、请哺乳假。用人单位拒招女性，似乎算盘打得很精，但是他们亵渎了女性的就业平等权利和法律法规的尊严。

女性怀孕、哺乳需要付出比男同胞多得多的辛劳，她们因为性别差异还要忍受畸形用人理念的歧视。虽然劳动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充分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但是面对用人单位的潜规则，面对社会的歧视心态，法律又缺乏强大的执行力，导致性别歧视用人观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叶祝颐

被“傍大款”口水淹没的一堂女权课

在过去女权发展的一百年里，女权觉醒和崛起的两个关键内容：一是经济独立，二是告别作为消费对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经济独立，体现较为明显，比如职业女性；但告别作为消费对象的存在，并不明显，甚至在商业女色消费时代，又有回流迹象。

在“告别作为消费对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妆低龄化现象，则加重了这种存在，而不是相反。把女性作为一种消费对象，这是商业时代的一个大问题。典型莫过于《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广告、时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来都是被女权主义者大批特批的。化妆，虽然是女性爱美的表现，但也是社会把女性视作漂亮的消费对象的结果。

可以说，吴启迪所言女大学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妆低龄化现象，是女权教育的必要。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为“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释，为“傍大款”找“爱的理由”，甚至列出诸多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原因……热闹固然热闹，但无疑是偏离了主题。自信自立自强的女权教育，被淹没在这些风一吹就干的口水里。□王攀

对“傍大款”要看开点

在一个男权主导社会里，中国女性傍大款实乃一种必然结果。男性力量的长期独大，让女性自然而然长成了攀援性植物。然而，女性往往要为这种精神避难承受社会非议。其实，较之种种贻害公共利益的灰色交易，“傍大款”并未对社会构成实质性公害，又有什么可痛心乃至指责的呢？说穿了，这种痛心与其说是基于价值正义，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优越。

我们常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傍大款”必然是出卖尊严、违背内心，以为非爱穷小子不足以证明真正的爱情，却忽视了，安全感是女性与生俱来乃至毕生追求的最重要心理需求，爱大款不一定是爱上他的钱，而是爱他所提供的安全感，尤其是当这种安全感无法通过制度和法律提供，无法通过社会生存体系提供的时候。当然我不否认当“傍大款”成为普遍的择偶法则是不正常和消极的，但在商品社会初期和新富社会里，这和种种社会乱象一样，是无法规避的现代人对于新生存规则的无所适从感，随着经济秩序的规范和成熟、社会对两性职业平等的诚意推进、乍富的国人不再需要以征服美色证实自身价值、女性从职业前景中看到希望、从“傍大款”中感受到耻辱、从自食其力中得到荣耀，“傍大款”就会成为过渡型社会的一时现象，大可不必焦虑或者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