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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办公室在我上初三时不复存在。我们在它的西面墙面上练习打排球(我初三时有体育项目要考,后来在我们这届学生之后,有传言体育科目不再列入考试范围,只是我上了高一之后我下一届的学生任然在进行体育的考试。怪了,当初是哪个小狗日在我们学校造的这个谣言,该杀。)。每当午后的第三四节课,我们便抱着排球,在校园的各个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旮旯巷道练起球(当时学校明确规定:球类的选择只允许选择排球,篮球(学校说是为了我们好。当时体育考试有三大项:球类,俯卧撑,跳沙塘。除了球类有的区分,其他两项没有什么区分。球类里有两项选择,一项是排球,一项是篮球。排球的要求是一分钟在墙上拍打超过六十就算过关。篮球要在球场上跑三个来回,在这三个来回中要投三次球,每次都必须投中才能拿到满分。难度上要比排球的拿满分几率强一些。但也不是拿不到,只是学校小题大做而已。我们学校全体初三毕业生有六七百人,竟然一个报篮球的都没有。悲哀。不过考试那天,我们出乎意料的看到有一个学生在考试时走向了篮球场,三圈下来,得了一个漂亮的满分。我们那个嫉妒啊,就不必说了。女生们一个个叽叽喳喳的,好像没见过男人似的。真够给我们门河中学男生丢脸的。后来得知这个同学是我们学校的,只不过他在别的学校借读。他所在的学校必不限制球类的选择。又是一阵羡慕。)谁要是选了就是违反了校规。这一条我在下午吃饭时(初三开始正式上晚自习,初一初二的学生,住校的也可以在学校的组织下在固定的几间教室上晚自习。我整个初中期间都是走读生,初三之前就算没上过晚自习。唯一的一次是在上初二时,我有一个星期不想回家,就从家里带来煎饼和约莫够一周的伙食费混迹在学校的男生宿舍里。学校放话,家离学校近的学生也可以到学校上晚自习。其实,初一初二学生上的晚自习,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真正的晚自习。他们在教室里乱糟糟的,也没有老师进行辅导。偶尔影响到了初三年级的晚自习,校年级主任会下去说两句。说完出了教室,仍然是该干嘛干嘛。大家在教室里到底干了什么,就算是光明正大的接吻,偷偷摸摸的手淫(自己手淫,有时也替别人手淫。),又有谁来管。除了同学间起哄的掌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还有什么。我的女友家就是镇上的,她家离学校也只不过半公里的路程。她可以回家吃完晚饭,然后沿着学校后门的镇中心大道,从家里出来,步行或踩着脚踏车慢慢悠悠的走在路上。我的小镇的标志性建筑物——门河转盘街的大灯(十几米高的一个棒棒糖形状,底粗上细的上载圆球的灯塔。我上初二时修成的,开始时我走在底下,看上面的镂空圆球中方形灯框,回家还告诉我爸说,门河镇中央装了一个四周都是摄像头的卫星遥感装置。我认为它是镇政府用来捕捉车辆违章的秘密武器,可以在半空中旋转。后来亮了灯,我放学路骑车过时,停下车子,在灯下看了很久,摄像头怎么就亮了呢?怪了!装置真他妈先进啊。)在她家的南面。她家位于交叉路口的东北边,出了家门往南行一百米左右到镇中心大灯,然后右拐向西五百米左右就是学校。),在校园的校规墙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术语。即使是谈恋爱,也是预定俗称的不允许。那个学校的校规上出现过?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我们除了在这面墙上打球,还会在西一排的瓦房墙壁上打球。这是我的班主任(初三班主任,邵老师。教我们化学。他也因体罚学生犯了事儿。那天中午上课时,他让一个小女孩回答问题。那个女学生没有回答出来。回答不出本也无所谓,按惯例他会让这个女孩坐下。可是这次不知是他疏忽还是故意,他没有。他转过脸去继续讲课,就把这个女孩任然还在站着这件事给忘了。站一会本也无可厚非,不疼不痒,又提神。可能这个小女孩感觉丢了面子,或者想让老师因为让她在班级让她站着这件事刻骨铭心。中午放学后,下午他就没有在来。还没到放学时间,就有不幸的消息传入我们的耳朵:那丫头吃了油子药(有剧毒的一种药。“油子”是一种芝麻大的灰黑色无毒的昆虫,喜欢蛀蚀麦子的颗粒。裸麦要是在袋子中没有密封好,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滋生这种寄生虫。)进了医院,急救中。我说下午的化学课老师怎么没有来,原来是撞上这种千年等一会的破事儿。当天下午他及学校的相关领导负责人等等赶赴县医院,问候、了解、慰问这个女孩及她的家人。以学校名义,帮助交了相关的抢救、医药、住院、观察费若干。他随学校领导回来时,叮嘱女孩家属,要是出现什么状况一定要打电话给他。女孩父母看在学校认错态度和蔼的份上,并没有怎么责怪他的意思答应了。虽然女孩家长没有责怪他,他回到家里还是惶惶不安。半夜电话铃响,他出了汗,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女孩病危的噩号。他强忍着内心的紧张与惶恐,打了的直奔县医院。他就住在学校的教师公寓(我小学毕业时刚建设好的,在我校食堂的正背北面,里面住着教过我的不少老师。他们中大多数是我县其他镇的,打算在这里一直教下去,就压工资在加上学校补贴一点,自己的家人给点,亲戚朋友借点,把这我镇(门河镇)唯一的一栋教室公寓(也是我镇唯一的居民楼)的单元房置了产。)里,他的老婆和我的初二班主任的状况一样,也是在他的家乡的一所中学里教学。他在自己的镇上也有家,可是他现在在我们学校买了房,可能有意思想把自己的老婆和几岁大的女儿带过来住。他好像一直在努力想把他的妻子弄到我们的学校教学,可始终没有成功。后来也因此事和学校发生了一点小的争执,和学校的主任(管理我校教师档案的主任,有点唯唯诺诺光顶(头顶的头发几近掉光,只有脑袋边缘有一圈篱笆似的黑色短发)干上了。在老教学楼楼下的主任办公室打了起来,当时他的妻子也在。当时是一个天气有些阴沉的晌午,我们快要中考了。在楼上的教室里睡着午觉。听一个从楼下上来上厕所回来的男同学说,我们班的班主任和学校主任打起来了。我们听了,睡眼惺忪的冲出教室,冲向楼下,满怀着一定是主任的错的激动与兴奋冲进主任室。相帮班主任教训校主任。还没进得了门,就被从后面后到的校领导连拽带恐吓的硬生生轰了出来。主任室门被重重的关上,里面的争吵继续。我们趴在主任室唯只有一个门的门窗前,拥挤着、嚷嚷着向里张望。愤愤不平的骂着主任、校领导欺负人,乱扣工资等等的猜测、偏激的话语。我下楼比较早,冲在最前面,也是第一个被轰出去的。我趴在门窗上,眼睛紧贴着玻璃,幸亏有玻璃,不然我非被从窗户填进去不可。门外一片喊打喊杀、不知情的无聊嘻闹之声。透过玻璃,我看到我的班主任和校主任指指点点,推推搡搡,旁边是其他老师、领导等的拉扯。像是在劝架,又像是旁观。劝着他们俩不要骂不要打,有话好好说;旁观着事态的发展。终于我看到校主任很无奈的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不情不愿的递给了我的班主任。然后校主任和所有的老师及校领导出了来,开了门,门口没有了说话嬉笑声,乖乖的从门前让出一条人行道,目送着他们走出老远,才拥挤着进了主任室。主任室里,静悄悄的只留下我的班主任和坐在他旁边的妻子。他妻子和他一样的委屈和无奈,“你就不能和校主任好好说吗,非得动起手来不可。”“我不只和他说过一遍,我要迁档案回原籍,回我的家乡的小镇,可他总是无故的推脱。这事一连拖了好几年。年头又找到他一次,他说过完年就给我迁。可是过完年,他就不再提了,我找他,他总是说有事儿,或者说晚不了。眼看着这届学生就要毕业了,在不迁,又要等到下年,或者说又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他无奈着叹着气,双眼空洞的看着主任丢给他的要了半年的个人档案,用手轻抚了一下眼角的伤。我这才意识到他受了伤,眼角淤紫了一块圆圆的乒乓球大小的印章。我想到主任出去时,嘴角好像也有他那样的一个红红的印章。也难怪,学校这几年不景气。干啥啥不行,做啥啥不成。大大小小的错事倒做了不少,古怪离奇的事也发生了不少。我不想在这里提,一是丢人,二是不想说。不景气总是会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不仅是学生,还包括老师。老教师,在这里教了十几年,几十年的,都适应了,无所谓了。但新调了的,没混几年的,还是无法适应这里的状况与环境。怪怪的习气,充满着校园的各个角落。想有大的发展的年轻教师,按耐不住内心的压抑,想逃瘟疫一样没教一年,勉强教了一年,被压制无奈教了几年的,仍然受不了,不管是痛下决心还是被逼走投无路,都要轻吼一声挣脱束缚在颈项绳索,逃出这个荒诞之地。今天这事儿,大家都是无奈。不管为公为私,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如意算盘。初三毕业后,我打算不在上高中。想让在南京当警察的四叔,帮我找份活。快要成行前,回学校拿毕业证(初中毕业证)。去了他的家。进门就是一台电脑(提到他家的电脑,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有一次开班会,他讲到上网问题,骂我们都是傻子,弄点钱都被黑网吧的老板赚取了。如果以后有谁晚上想通宵,尽可以去他家,他只收两元钱的通宵费(在网吧包夜的话,要收七元钱。)这两元钱只是一个晚上的电费,网费是学校帮助老师教的。所以他只收两元钱的电费。我们想想很是划算,就是没人晚上敢去,虽然他讲那话时是笑着的,表情也很自然。后来我们班上网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大家都不在愿意晚上去包夜了,感觉太亏。留下钱去买东西吃,初三毕业时,我们班出现不少的胖子。)摆在客厅的正中,显眼、碍眼的很。我记得他家的地砖、瓷砖、天花板,乃至装修用的水泥都是我们班级的同学(当然有我),牺牲了中午睡觉的时间帮他从四楼下运上去的。搬完后,他出钱请我们吃了一块钱一块的雪糕(雪糕是在驻扎在学校食堂的商店里卖的)。他在一摞毕业证中翻找我的,也许是故意找不着,拖延着时间和我讲话。他问我:“你考得分数不是很高啊,还打算上高中吗?”“我啊,当然不上了。我早就想好上完初三就不再上了。”我向他自然地笑笑。我真怀疑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竟然一点的羞愧心和对未来的迷茫感引起的惆怅都没有。那样自然的,毫无忧愁与烦恼的笑,从那次以后,一直到现在都不曾再有过。“那你想好了将来要做什么吗?”“嗯,我四叔给我在南京找了运输的工作。”“运输,运输什么?”“鱼。冷冻在冰库里的鱼。”“在哪找的这个工作,不错,好好干,还是挺赚钱的。”“南京,在南京,我的叔叔帮我找的。”“以后有机会来看我,一定要带上你卖的那种鱼啊!”笑。“好的。”也笑。而后,他把我的毕业证递给我。毕业证上有些热,他不是应该早找到了吗,刚刚他还乱翻什么,搞得跟真的没找到似的。道了别,轻轻关上他家的门,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眼睛一直目送我出了门,关了门。我走后,他应该还一直站在那个他帮我翻找毕业证的桌子前,一直站着,愣神好久。直到我下了楼,走出楼道口。后来鬼使神差的我竟又把高中给上了。有次我周末从学校回家,走在一条小路上(小路离我家比较近,大约十五公里)。我踩着脚踏车,后座载了一点东西比较重,就骑得比较慢。身后有摩托的声音,我虽则有些担心,但还是没有放在心上。(说我担心,是我的仇家比较多。有自己心里的假想敌,也有真正的仇人。这个以后再议。先说说我为什么并不是很在意。因为这条小路在走一会儿可以穿过一个村庄,穿过这个村庄,下一个它北面一公里处的就是我的村子了。而我此刻背对着的村子,是一个村风不正的地方。这个村子的小孩都是上学时间耍忘蛋,不好好上学。多数都是在初二下学期不约而同的集体辍学。回家二郞八蛋的,天天寻思着歪点子。在晚上出没,在自己村或其他村子的大街小巷骑着摩托乱窜。有时会无故的惹事打架,有时搞些乱七八糟乱伦的事情。这个我后面会慢慢的讲相关的事情。提到庄风(一个村子的整体精神面貌),我有必要细说一下。季瓦沟、大瓦沟,青年爱打架;曹瓦沟、杨门河,青年会恋爱;刘沟、左湾,孩子不正干;三墩(即仙女墩。我所在的村子。我的村子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仙女墩(简称:仙墩。),我在我的另一部小说里开篇详述了她的名字的由来(小说《我与仙女共枕眠》的第一章节——引子 仙女墩名字的由来)。);一个叫三里墩(简称:三墩。),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是有故事的。相传我们村子的北面有一个三里多长的土墩,这个墩子是干什么的,我不大清楚,听大人讲过,只是现在忘记了。好像是自打有了我们村子,这个三里长的土墩就一直存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最早的一批来这里定居的村民就把我们的村子定名“三里墩”。虽然有点土气,但还是很形象的把这个村子的原始面貌和历史呈现给了大家。这个故事要比我村现在的名字(仙女墩)的由来的历史要早很多,后来村子要招商引资进行对外的宣传,觉得三里墩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吸引力,就申请正式改为仙女墩(仙墩)。也就是说,全、简称都加起来,我们村子有四个正规的名字。你要是来我们镇,想找我们村子,在问路时可以随便说这其中的一个名称,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指引的。)闷闷吭,什么事情私底下都有做的。朱岔汪、东湾,移民庄,庄小,人的个子也小。望河头、三庙,家离学校近,打架不要命。等等等。有机会在详述。))。离县城有二十公里。这一路上他的焦急与不安,他那复杂的心情只有他自己能体会。到了医院,他直奔病房,看见他的那个女学生正安好无损的躺在病床上。这到底是怎么了?原来是女孩家长收了学校的好处,虽然内心愤怒,还是忍气吞声不说什么了。但女孩的姐姐就不干了。看到自己的妹妹昨天还是好好地吃完早餐出门上学,晚上没有按时回家,再次见到她,竟然是在县医院的急救室。看到妹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满脸的苍白,她内心的压抑有谁来释放。她左思右想,最终决定,要给这个老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的内心也不好受。一场闹剧就此上演。邵老师是悲哀的,他的举动也算不上什么体罚学生。只是在这场老师给学生的不公正待遇中受了牵连。我们是在当天中午知道那个女孩(这个女孩后来休学一年,再次中考时,和我考到同一所高中(青口四中),成了我的学妹)吃了油子药自杀的。而知道这场闹剧的全部经过,还是邵老师几天后在他再次回到班级讲课时,站在讲台上和我们说的。当时他的表情憔悴,整个人就像亲自服用过油子药似的,无精打采的很。他边讲述这件事和他真的没什么关系,一边眼泪刷刷的,让我们这些在老师面前哭惯了的人,一时间觉得很滑稽,看到他的表情就想笑,但还是强忍着,毕竟我们是学生,是有同情心的人。又过了几天,学校领导到我们班做了问卷调查,让我们把当天(女孩吃药那天)上课的详细情况都写出来。学校这是要调查什么哪?真的想知道邵老师是否体罚了学生吗?不见得吧!(我上高中时,学校也会时不时的来一次老师教学情况的问卷调查。开始时我们都觉得挺新鲜的,有了伸冤的机会了。就把各科的任教老师的不良行径都统统爆发似的抒写下来,满心欢喜的等待着学校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复。但左等右等总不见学校有一丝的良心发现,老师还想平常一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以为问卷太多,你的问卷校领导还没有看到。但几次下来,校领导怎么总是没有看到呢?校领导要是太忙,又何必要搞这样的活动哪?吃饱了撑的啊!在后来写的多了,不仅我们觉得烦,班主任(董老师,我会在下一本书里讲述有关他的事情。)也觉得烦:“你们真以为你们写的不平的事情校领导能看到吗?别白日做梦了,校领导压根就没有看一份问卷。你们的问卷从第一份开始,就被相关的任课老师拿去了。你们若不想和任课老师搞不好关系,最好把平常的不快全忘记,或者忍在肚子里,尽量往好的方面写。”我忍气吞声,听了他的话,在每次问卷调查时,总是在对相关的任教老师的评价一栏写上:没话说。对他们评价折了中,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守口如瓶呗。但有的学生就是不认这个邪,他们就照实了写。对老师评价好的,老师当然喜上眉梢。可平常受到老师不公正待遇的学生,性格又比较倔强的,他们宁愿和老师一干到底,也决不妥协。平常老师怎么对待他们的,或打或骂,就一个动作不落的详实的写。最后总是任教老师在上课时拿着他们的问卷,一个个叫出去慢慢的收拾。悲哀。))我怀着忐忑的心转过脸去,竟然发现是他——邵老师。他骑着摩托载着他的老婆和孩子,可能是星期天接过来一家人团聚度周末的。他笑嘻嘻的看着我,问我:“现在还在南京吗?”“是啊。还在南京。”他停下车子,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老师相信你,一定要在外面好着混。老师这辈子看来就这样了。唉……”他加了油门从我的身旁穿梭过去,没有回头再和我说什么。他妻子回头看了我一眼,也只是摇摇头,又转了过去。我们此刻有种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他们看透了我,我也看透了他们。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诠释者无奈的真正含义。)和学校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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